一省包一国名单【对外援助需要理性看待】

由此可见所谓”一省包一国“模式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但也的确存在过度解读。事实上目前为止我国官方从未正式认可过所谓的”一省包一国“模式，上述四个省区的确已展开对外援助不假，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其他省区也将相继展开对外援助，也就是说所谓的”一省包一国“模式至少到目前为止只是这四个省区的个例，而并不是像有些人解读的那种固定模式。严格意义上最确切的说法应该是：目前中国一些省份的确已展开对外援助，但作为固定模式的所谓”一省包一国“机制其实并不存在。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为什么我国的一些省份要展开对外援助？二是为什么说我们并没确立作为固定模式的”一省包一国“？我首先为大家解答我们为什么要开展对外援助的问题。现在很多西方人先入为主地以为世界上最早的人道主义援助是西方国家率先实行的，然而实际上早在我国的春秋时代秦国大夫百里奚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天灾流行总是在各国交替发生。救援灾荒、抚恤邻邦是符合道义的。按道义办事就会有福报”。

百里奚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说这话的呢？原来当时晋国发生了饥荒，于是就向秦国请求支援粮食。秦国是如何应对晋国的求援呢？秦国派出船只运载万斛粮食从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南）出发直达晋国都城，在这一过程中秦国派出的运粮船绵延八百里水路。后来秦国人在自己的史书中把这次对外援助行动称之为”泛舟之役“——完全是以应对一场战役的动员机制在安排这次对外援助行动。早在春秋时代的华夏先民就知道天灾是在各国之间交替发生的，所以各国又必要形成互帮互助的机制。

相比百里奚所身处的那个时代而言：在如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正在被日益浓缩为一个地球村，与此同时我们更加迫切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独善其身。如果说金融危机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全球性经济问题，恐怖主义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非传统性国际安全问题，那么疾病同样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疾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因为疾病不会对任何一个国家网开一面。我国抗击疫情的行动当然是在保护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与此同时这也是我国作为国际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代表全人类与疾病抗争。

疾病的扩散是没国界之分的，病毒过境也从来不需要护照。当然我们可以用关闭国门的方式把病毒隔绝在外，然而不要忘了这只是疫情期间的特定政策。除非我们能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否则这种封闭隔离措施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在灾难面前人类应该形成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意识到帮助他人也是在帮助自己，因为灾难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2008年汶川地震中俄罗斯、日本、意大利等国向我国派出了医疗队，而多年来我国的医疗队也与非洲人民携手奋战在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前线。

本次疫情中我们同样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韩国人喊出了“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日本人展现了“山川异域，日月同天”的诗意；俄罗斯表现了战斗民族以立方米计数的硬核；巴基斯坦表达了倾国来援的赤诚；伊朗在自己遭受美国制裁的前提下也伸出了援手；蒙古国总统宁愿回国后自我隔离14天也坚持在中国疫情最严峻时亲自来到中国献上蒙古人民的祝福和慰问物资......即使是一个平凡的日本女孩也自发在为我们募捐，即使是作为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的科摩罗也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中国抗疫战争的支持。

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国际上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对外援助体现的是中国的大国担当精神，体现的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就是要维护同一个人类的安全和福祉。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在捍卫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因为只有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安全了才能彻底遏制疫情的死灰复燃。况且疫情期间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公民滞留海外，中国不是没能力或不愿意接回滞留在外的侨民，然而在当前疫情形势下无论对国内人民或是海外侨民而言：不流动是最大的安全、不出门是最好的保护。既然我们无法一时间把所有滞留在外的中国公民接回来，那么派出医疗力量前往当地救助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然而与此同时必须提醒大家的是：作为固定模式的“一省包一国”机制其实并不存在。尽管中国疫情高峰期已过，但中国留医确诊病例仍然是全世界最多的，显然目前国内疫情还没到最后收官的阶段，所以我们的对外援助必须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之下——力所能及。国际关系实际上就是人际关系的某种体现：我们个人在面对危难之时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人，那么国家其实同样如此。中国不会回避自己的国际道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强调对自己的国民负责。只有在保护好本国公民的前提下中国才有能力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好的帮助。

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联合国承认的主权国家就有190多个。目前全世界已有一半以上的国家相继出现疫情，然而我国只有34个省级行政区，那么如果我们要确立“一省包一国”模式能包得过来吗？有些国家的确诊病例只有个位数，那么请问我们有必要去援助吗？人家明明完全自己能控制，我们还需要把国内有限的医疗资源分一部分给他们吗？再说人家疫情形势本来很平稳的，你带着一大帮人说是去援助，搞不好反而增加了潜在风险。所以对某个国家是否提供援助需要我们对其疫情形势有准确的判断，否则只要出现疫情的国家都一股脑援助既帮不了别人什么，反而增加了我们自身的风险和负担。

疫情形势是我们考虑是否提供援助首先要考虑的。即使是确实需要提供援助的国家实事求是地讲咱们也无法全都帮得过来，那么咱们怎么选择帮谁或不帮谁？按说这是挺得罪人的，毕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下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是一律平等的。生命当然是平等的，然而如果一个母亲面对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孩子同时落水一定会先救自己的孩子。优先救助自己的亲人是人之常情，那么我们提供对外援助可能也要考虑优先救助那些在疫情初期帮助过我们的国家以及华人华侨聚居的国家。那么如果面对同样为我们提供过援助的国家该优先帮助谁呢？

日本、韩国、伊朗是疫情初期对我国援助力度比较大的三个国家，然而如果在这三国之间进行选择应该把韩国和伊朗放在日本之前。实际上日本对我们的援助力度比韩国和伊朗还更大一些，那为什么我主张把日本放在后面呢？因为日本的疫情形势比韩国和伊朗相对缓和，日本的医疗水平也高于韩国和伊朗。最重要的是韩国和伊朗的防疫模式和我国大体相近，所以我们提供物资、分享经验是能切实帮助到他们的，然而日本的防疫模式更接近于美国，所以我们提供的援助其实未必适合于日本，那么当然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